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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业的个人简介

典业(1896― 1973)数学家,数学教育家。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或代主任。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父亲。典业,原名典克纯,武之是他的号。1896年4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典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数论研究,尤其以华林(Waring)问题的工作著称。典业一生从事数学教育,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并主持系务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两代数学人才,对中国现代数学的贡献很大。

简介

1896年4月14日 出生于安徽合肥。
1914年 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二中学。
1914―1918年 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和数学系本科。
1918―1922年 任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及安徽省安庆中学教师。
1923―1928年 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28―1929年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9―1937年 任清华大学教授。
1937―1946年 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1949年 任清华大学教授。
1950―1952年 任同济大学教授。
1950―1973年 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1973年5月12日 在上海逝世。

人物生平



青少年
典业的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的一名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书。后来去天津,在段芝贵的幕府中司“笔札”,做类似文书之类的事。1907年,因段芝贵失势,回家赋闲。次年,想到沈阳去谋职,不幸在旅社中染上鼠疫,竟而去世。典业的母亲姓王,在他9岁时(1905)也早故。所以,杨邦盛夫妇对典业的照料不多,生活多由叔父杨邦瑞安排。
1914年,典业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为典业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是年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为期一年,后入数理部本科。规定修业3年,于1918年毕业。这一学历,在当时的师范教育中属于最高的层次,各地争相聘用。最后,典业决心回到母校――安徽省立二中担任教员兼舍监(训育主任)。年少气盛的典业,在学校里施行严格的纪律,对一批纨绔子弟严加管束。学校规定,夜晚10时,关闭校门,使一批在外寻欢作乐而迟归的学生,不得其门而入。由此,一些不思上进的学生,对舍监典业大为不满,以至寻衅闹事,准备动武报复。闹事之后,因学生家长袒护闹事学生,希图不了了之。典业遂愤而辞职,转往安庆中学教书。这一事件对他刺激颇深,觉得一介书生,难以和腐败的政府及土豪劣绅相周旋。典业因此萌生“科学救国”的意念,希望以出国留学,振兴中华科学,发扬中华文明来改变中国的黑暗现实。在安庆教书期间,积极准备参加留学考试。
典业由父母作主,在幼年时即和同乡罗竹全之女罗孟华订亲,并于1919年完婚。罗孟华的文化不高,一直操持家务。他们夫妇之间感情甚笃,终身不渝。1922年,长子杨振宁出生。典业的备考也到了紧张阶段。

学业有成
1923年春,典业顺利地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随即离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只身赴美国留学。他先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季的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然后于1924年秋天转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已臻美国第一流水平,师从名家L.E.迪克森(Dickson),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典业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
1928年秋,典业学成归国,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即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此后,典业一直在清华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到解放。1950年之后,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数学教授。 典业于1948年底,搭机从北平返回南京,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清华大学没有续聘典业,他遂留在上海,任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52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清华大学的解聘,对典业打击甚大。50年代,他还在复旦大学讲过几门课,以后因患糖尿病,休养在家。
1957年,典业的长子典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使典业十分兴奋。他曾于1957、1960和1964年三度去日内瓦小住,与杨振宁欢聚,也会见了在海外的故友和学生,如陈省身等。这几次聚会,使杨振宁对新中国多了一些了解,直接影响他于1971年夏决定回大陆探亲,杨振宁遂成为最早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外知名学者之一。

晚年
典业晚年身体很差,很少出门。他喜爱传统文化,尤精围棋。他的诗作不多,有一首是写给陈省身的。诗曰:
冲破乌烟阔壮游,果然捷足占鳌头。
昔贤今圣遑多让,独步遥登百丈楼。
汉堡巴黎访大师,艺林学海植深基。
蒲城身手传高奇,畴史新添一健儿。
典业常说很喜欢自己名字中的“纯”字,确实,他为人的纯正宽厚,已成数学圈中人的口碑。
1973年5月12日,典业在上海逝世。

数论研究

博士论文:推进“棱锥数的华林问题”
中国的数论研究源远流长。孙子定理,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的不定方程理论,都是享誉世界的名篇。但到明清之际,数论研究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到本世纪20年代,能研究现代的数论而发表创造性论文的中国人,当以典业为第一人。
所谓华林问题,是指下列猜想:每个正整数都是4个平方数之和,9个立方数之和,一般地,g(k)个k次方数之和。1770年,J.-L.拉格朗日(Lagrange)证明了每个正整数确实是4个平方数之和,即g(2)=4。1909年,大数学家D.希尔伯特(Hilbert)证明:g(k)必是有限数。1928年,典业的导师狄克逊证得:g(3)=9。另外,S.W.贝尔(Baer)证明,凡大于23×1014的整数是8个立方数之和。于是狄克逊要典业考虑带系数的华林问题,即每个正整数f可否表示为f=rx3十C7,其中C7=x31十x32十…十x37,r=0,1,2,…,8.典业很快得到下述结果:
1.凡是大于14.1×4016的正整数都可表示为rx3十C7,其中r=5,7。
2.凡大于(30.1)×4196的正整数都可表示为3x3十C7。
3.凡大于23×1014的正整数都可表为8×c3十C7。
4.凡大于23×1014的奇正整数都可表示为rx3十C7,其中r=2,4,6。
5.凡大于23×1014的奇正整数的两倍,都可表为2x3十7。
典业的博士论文还讨论了带系数的7次方数的表示等问题。
典业最好的工作是关于棱锥数的华林问题。棱锥数p(n)=1/6(n3-n)是三角形数f(n)=n/2(n十1)的推广。1640年,费马(Fermat)猜测每个正整数都是不超过3个三角形数之和。后来证明这是对的。至于每个正整数能表示为几个棱锥数之和,也陆续有人研究。1896年,W.J.马耶(Maillet)首先得到,每个充分大的正整数是12个棱锥数之和。1928年,杨武之在博士论文里证明:
每个正整数都可写成9个棱锥数之和。此结果在20余年内没有改进,直至G.N.沃森(Watson)在1952年将“9个”减为“8个”。到1991年为止,这仍是已证明了的最好结果。
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后,许多人曾作过实际验算,认为除241个例外数之外,小于106的正整数都是5个棱锥数之和。1991年,杨振宁和邓越凡等人的计算表明,凡小于109的正整数,除了17,27,…,343867等241个例外数之外,都是4个棱锥数之和。他们猜想,除这241个数之外,表示任何正整数,只要4个棱锥数就够了。
典业的这篇博士论文,首先在美国数学会的会议上作了介绍(1928年4月6日)。同年美国数学会通报第34卷,第412页上曾对此作了报道。以后全文发表于1931年的《清华理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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