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屏的个人简介
陈树屏(1862～1923)字建侯，号介庵，晚年号戒安，是望江凉泉乡陈家冲人。他少时聪敏，10岁能文，20岁以县试第一成绩补府学生，28岁（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中举，29岁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学得学位之后，名扬当时，督办北洋军务李文忠聘陈为主讲，到光绪二十年散馆。1894年起，历任广西融县、湖北罗田县、随州知州，江夏知县，武昌知府等职。蕲州知州 百年树人
公元1903年（ 光绪二十九年）10月的一天，一艘三桅官船从 武昌顺流东下，船舱里坐着一个戴顶花翎着青袍彪服的官员，四十出头的年纪，说不上英俊也不至于丑陋。官员就是 湖广总督衙门派到 蕲州的知州陈树屏。是知州不是知府，辖地仍是一个 蕲春县。陈树屏乐意到蕲州赴任，他需要一块地盘来实现教育兴邦的梦想，而文化底蕴极厚的蕲州是适合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陈树屏到任后，便到蕲州规模最大的麟山书院、蕲州城义学巡视。建于 乾隆八年（1743年）的麟山书院虽有160年的历史，但规模小学生少，且教授的内容陈旧，学生读的是经史，“子曰学而时习之，之乎也者焉哉”。他想起日本小学的课程，学生学的是语文、算术、地理、自然、外语，其内容的实用性大得多，更加坚定了他办新学的决心。
时不待我，陈树屏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创办了蕲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一所，模范初等小学堂五所，两等女子小学堂三所，初等小学堂60所。其办学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数字是否有水份我们后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树屏办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他办学的故事至今还在蕲春流传。
陈树屏办学遇到一个好时机，在他来蕲州的头一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已诏“废科举，兴学堂”。有了这一个大气候，他才得以施展他的抱负。
距蕲州五十里的漕河豁口，有一狂人叫陈玉坪。陈氏宗谱记载，说他“胸襟洒落，器宇轩昂，尝以智者自命，出入经史子集，旁若无人。”这个住在穷乡僻壤的陈玉坪颇有现代意识，他认为“欲明形势，扩见闻，增才干，强种族，非学外国不为功”。大约陈家比较富裕，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陈玉坪携妻挈子自费到日本游学。他在日本学习一年后回国，见识大增，回乡后鼓吹办学堂，创立警察。他常对人说：“不讲农工商之学，中国土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人满之患。”“欲尽地利，必先讲化学。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不需化学，故需设农务学堂”。可惜陈玉坪这些先进的主张，引来的只是那些留长辫子穿马褂士绅的嘲笑。陈树屏到蕲州后，把陈玉坪从乡间接到蕲州城，让他担任高等小学堂堂长。陈玉坪不负重托，又罗致一些“德、才、识”兼备之士为学堂教师，使学堂达到7个班360名学生，一时，高等小学堂“人才鳞集”。
教育经费的筹集，始终是陈树屏殚精竭虑的难题。在废科举之前，教育经费主要是来自学田和学款。所谓学田，即是学校拥有的田产收入，学款则是学校收起的学费。学校扩大以后，学田收入和学生所交的学费远远不够学校支出，于是由官款拔付为主。
陈树屏在蕲州任上总共干了一年另十个月，任期虽短，但做了不少让州人称颂的好事。他惩治仗势构讼的地方教民，让江汉道照会意大利驻汉口领事，除了某教民名籍，灭了洋教士威风；他创办监狱工厂，令犯人习纺织手工各艺，请教师为犯人讲课艺，使犯人出狱后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他劝乡民垦植，广种桑、麻、茶、果、木、竹，便州内没有荒芜的土地...当然，他最大的政绩是办学堂。
淳朴的蕲州人以自己的方式感谢陈树屏，出资在麒麟山上建一个亭子纪念。麒麟山是蕲州城的制高点，“麟阁江山”为蕲阳八景之首，在这样一个名胜之地为陈树屏建纪念亭，足见州人的重视与诚意。纪念亭取名“望江亭”，因为陈树屏是安微望江人。还有一意是，在亭内望滔滔东去的长江。蕲州廪生何九香题《望江亭前怀州守陈戒庵》诗一首：
欢颜广厦天下事，遗爱成都八百桑；
岁岁望江亭上望，人心东去比江长。
何九香也是蕲州的名流，他把陈树屏比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诸葛亮死后，给家人只留下八百株桑树。
陈树屏离开蕲州到张之洞幕府后，一度曾任过武昌知府，官虽升一级，但干得并不顺利。他后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办教育，创修存古学堂并任存古学堂总办，任湖北提学司总务科长，晚年在上海襄办慈善事业，民国十二年（1923年）卒于上海寓所。
罗田为官
陈树屏为官清廉。在 罗田县任职期内，人称之为“陈青天”，并编演《罗裙记》以颂其事迹。在政治上敢于破旧立新。倡行革除公署门签名目，家丁不许参与公事，责令书吏入堂内值日，禁止与家丁通话。文件、书信等官文来往均以击柝（打更的梆子）为号，在公堂外安排文员值班，代喊冤人书写状子，如状告人自带诉状，若诉状不符，则进行修改纠正。遇到人命案件，即便亲自前往实地勘察。从此，书差、讼师都无法徇私舞弊。他对囚犯采取感化、改造政策，创建“自新所”和“监狱工厂”，令犯人在狱中学习纺织等工艺，请教师为犯人讲课授艺，使囚犯刑满出狱后有一技之长，各有艺业，能自食其力，变为良民。并对轻罪犯人进行人性化管理，在年末时，让轻罪犯人交保后各自回家过年，令犯人趁回家之机向状告人道歉，以和解息事，否则过完年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归狱服刑。果然个个都在次年的规定时间内归狱，没有归狱的已在家自行调解，状告之人满意后也不再追诉。
随州为官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被调至 随州。随州与豫省相毗邻，幅员辽阔，常有盗匪出没，人们深受其害，也留下了大量的积案不能了结。陈得知情况，在到任前，只带着一个仆人住在城外的寺庙中，在随州进行微服私访达十多天。经过暗访得知有个教民王某与官吏中的两个文武署相勾结，杀人耕牛聚众赌博，竟无人敢问；另一个诉讼师爷姚某，家有两代举人，其弟是书院院长、随州的绅士，有很多门下，一贯勾结官府欺压百性、强夺民财，人们畏之如虎。他到任后，依法惩办，声震全州。前任知州留下百余起积案，他在三个月内处理完毕，深受民众的欢迎和崇敬。
1899年武昌假光绪案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主仆二人租赁了武昌金水闸的一间公馆居住，主人二十来岁年纪，身材修长，肤色白净；仆人四五十岁模样，光面无须，说话带有女人腔。主仆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平日里闭门不出，但衣着打扮、饮食使用，出手都很阔绰。而且，仆人每天端茶奉食，都是跪着呈上；有事情通报，则称主人为“圣上”，自称“奴才”。由于邻居住的都是一些闲居等候职缺入补的官员，见了这等排场，觉得很惊奇，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 武汉三镇。
当时正值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变法失败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瀛台，仅给衣食而已，没有行动上的自由。各方媒体都同情光绪而反对慈禧。听到小道消息， 汉口的媒体都私下猜测，认为光绪已偷偷从瀛台逃出，前来投靠湖广总督张之洞。而报道此事时，汉口的报纸还采用了 春秋笔法，以“说唐故事”为隐喻，武则天暗指慈禧太后，被武后废掉的唐睿宗李旦则指光绪，就连上海的不少报纸也纷纷转载此事。一时间，张之洞保驾的小道消息传遍了海内外。
传言愈传愈盛，不久就有人登门拜访，有意无意间，看到主人的被褥上绣有五爪金龙，每天吃饭用的玉碗，上面也刻有龙纹，仆人还拿出一方印章示人，上面刻有“御用之宝”四字。有人为了证实仆人是否为宫中的内侍，就几个人邀约仆人到澡堂子洗澡，其间借机查验，对方果然为太监。这样一来，众人原有的一丝疑心也随之消除，登门拜访时，经常有人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嘴里称恭迎圣驾。对此，对方也是坦然而受，只是略摆摆手说：“不必为礼。”接下来，就有一些正在候缺的闲官为了前程，顿然起了巴结之心，不仅亲往拜跪，还奉上珍玩钱物，以讨皇帝的欢心。
闻知讯息，江夏知县陈树屏也登门拜访，想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然而对方很傲慢，表示只有见了张之洞，方可透露身份。陈树屏心中存疑，遂将此事上报给了张之洞。张之洞让手下拿着光绪的照片，暗中去作对照，都说很相像。又发密电到北京向同僚查询，得知并没有光绪出走的消息，而瀛台守卫森严，外人无人敢入，谁也无法确定在武昌金水闸的人，究竟是不是光绪本人。后来，就连戊戌变法后逃到了日本的梁启超也写信给张之洞，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某日，张之洞接到同僚张子青的手函，确认光绪还居住在瀛台内，要求张之洞审理假冒者，以平息流言。于是张之洞命人将主仆二人抓捕到案，亲自审理。公堂上，两个兵卒钳挟着假光绪，让他跪下。
张之洞问：“你常说要见我，现在见到了，赶快老老实实说出来历。”
对方说：“现在人多不能说，你先退堂，我当面告诉你。”
张之洞斥道：“不说就办你砍头之罪。”但对方的嘴仍然很硬，表示任由处置。
张之洞遂将案子交给武昌府、江夏县审问，在严刑拷打下，两人终于供出了真相：假冒光绪者是一个戏子，名叫崇福，从小就常到宫中演戏，所以对宫里的事情很熟悉。由于长相和光绪神似，同班的戏子都戏称他为“假皇上”。仆人则是一个看守仓库的太监，与崇福相识已久，因为监守自盗被发现，遂逃出宫中。两人知道光绪被幽禁在瀛台，无法和外面通消息，经过商量，就让崇福假冒光绪，然后到各省行骗，所用的被子、玉碗、印章都是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真相大白之后，两个骗子皆被处以斩刑审皇帝之说，便广为流传。
此事的经过在民国笔记《世载堂杂忆》里有很详细的记载。而主审此案的江夏知县陈树屏，是作者刘成禺的“房师”――科举考试时阅卷的房官。因为这一层关系，刘成禺得以亲历了张之洞审理假光绪的过程，所以他记叙的这一案子，内容非常翔实。后来，刘成禺还就此事问过陈树屏，为何一见假冒者就起了疑心，答曰：“对方的神情举止，都带有演戏的痕迹，故而只能是一个戏台上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