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和的个人简介
杜梅和（1905-1987）字冠卉。三水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入广东中央银行，历任会计科科长、总稽核、总秘书兼信托部主任等。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押运省行保管的大量黄金、白银，解交国民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筹划在港澳间抢运作战物资及民生物品，主持粤、湘、桂的盐、粮互济。1943年任财政部中茶公司协理、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1945年调任农行总管理处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历任广东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广东省银行总经理，解放前夕寓居香港。1951年迁居台湾其他 1987年卒于台北。人物简介
杜梅和（1905-1987）字冠卉。三水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入广东中央银行，历任会计科科长、总稽核、总秘书兼信托部主任等。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押运省行保管的大量黄金、白银，解交国民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筹划在港澳间抢运作战物资及民生物品，主持粤、湘、桂的盐、粮互济。1943年任财政部中茶公司协理、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1945年调任农行总管理处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历任广东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广东省银行总经理，解放前夕寓居香港。1951年迁居台湾其他 1987年卒于台北。步入银行
杜梅和，广东省三水县人，父亲杜荪佰，以行医为业。在幼年时，曾随父东渡日本，12岁时，又随父回到广州，入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再就读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1927年毕业。
杜在北京毕业后回广州，考入中央银行当练习生。后来中央银行北迁，留下部分熟悉业务人员另组广东省银行，杜是留下人员之一。由于他熟悉业务，工作积极，应对灵活，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受到历届行长的赏识，到1933年沈载和当行长时，他已从练习生逐步提升为总稽核，年仅28岁。
日寇入侵，抗战开始。1936年顾翊群南来掌管广东省银行，他为战备需要，大力扩张业务，极力吸收侨汇，在国内外开设分支机构多间。杜熟悉广东情况，积极协助，建议利用侨汇存款，办理南盐北运，北粮南运等贸易业务，顾认有可为，即成立信部，命杜为经理，专司其事。自此，广东省银行业务较前大有发展，存款多、业务广、获利丰。顾翊群受到当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嘉许，杜也受到顾的倚重，为后来他当上广东省财政厅长种下了因子。
紧急疏散
1938年日寇南犯广州，广东省银行紧急疏散。部分留连县，部分去韶关。广州沦陷后，交通阻塞，物资奇缺。省银行拥有部分汽车，感到有利可图，便任命杜为总秘书兼信部之属的运输处处长，搞运输货物生意。杜立即整顿原有运输车辆，并向国外购进大卡车数十部，载运大量热门物资，如轮胎、汽车零件、药物等，从云南同登入口，迳驶曲江；后又运输桐油、矿砂等物资出口，获利甚丰。
1939年间，日寇从广州北犯，韶关进行紧急疏散。杜以总秘书主管疏散事宜，利用他掌握的车队，及时将省行存韶物资、员工以及家属等，全部撤往连县。
1940年冬，顾翊群调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后，杜仍留省行工作。后悉当时行长云照坤有改用他的亲信为总秘书之意，遂辞去所兼各职，到桂林从事商业经营，由湖南办运煤炭到桂林销售。不久，当时任中国茶叶公司经理的李泰初，与杜有旧，邀他去渝任中茶公司协理之职，杜遂去渝。到渝后，顾翊群邀他任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他认为从事银行业务较有前途，人事也较熟悉，遂应顾邀，任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不久，又兼任农民银行总管理处主任秘书，办理过一些农贷，但无甚建树。在此期间，他曾被派到重庆中训团初级班第31期受训。
回到广东
1945年秋，抗战胜利。杜通过顾翊群的推荐（顾当时任财政部常务次长），被委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之职（省府主席罗卓英），他遂辞去农行职务，抱着搞好广东财政的愿望，回广州就职。
杜就任财政厅长后，即感工作困难，所属各县税收，亟待整理。11月22日，他在伪省参议会作施政报告时谈到接收伪组织各机关，办理本厅复员，安定金融，停止伪币流通，督促省银行及商请四行业从速复业。取缔岐视法币，……废除敌伪苛征，……清查各县抗战准备金，清理历年公债及献粮献金，办理紧急农贷等方面和整理县财政等工作。12月5日，杜被派兼广东省银行董事长。
由于财政收入日益支绌，杜在就任财政厅长半年后，感到工作棘手，颇思有所振作，曾在省参议会中提出：“要整理地方财政，先要整理地方捐税、修订税制税率，废除敌伪苛征，严禁附加截留。要健全县市财政机构，健全人事制度，停止征收抗战准备金，……严格管理钱庄，……沟通侨汇。”他并与李扬敬、姚宝猷等共同起草所谓“广东省经济文化五年建设草案”。他还因财政收支问题，去南京参加所谓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会议。
1947年春，由于蒋帮介石集团经济频于崩溃，靠大量印发钞票度日。广州、上海等地，金融、物价均波动极大，广州一月底黄金每两47万元，到2月中已涨至每两78万元。为了抑止涨风，杜一面禁止金融卖买，一面提出一些措施。杜为了抑止金融炒卖炒买，还于3月11日核定执行所谓中央经济紧急措施案，订出严厉的执行办法，对违法买卖黄金外币，除照前加以没收外，还要拘送法院办理，以至缴销商业牌照。企图制止波动的浪涛。但由于南京、上海等地钞票滚滚南流，争逃香港，黄金外币买卖无法制止，波动反而有增无减。
在这期间，政府虽三令五申，严禁金融炒买炒卖，但因时局紧张，南京、上海等地钞票大量南流，金融物价，继续剧烈波动。币值如水就下，杜在4月底又说：“金融再次波动，纯是大量游资作祟，人民对国币不信任心理可致，此种自取损失的行为，深望市民警惕，勿再陷苦闷。至于防范办法，本厅除加紧执行紧急经济措施方案之外，并对本市各银号钱庄，抽查账目，违法的一律勒令停止”。据杜的亲人说，杜对当时国币贬值，是知其由来的，他说这番话，是他职务所在。因而他后来说：“此不是对金融波动之唯一有效措施。”
到了1947年夏间，蒋军在军事上节节失败，已陷于全民包围之中，财政更为困难，杜所在财厅，也不得不进行裁员以节省开支。但全省财政仍极支绌，他乃于7月16日赴南京，请求补助政费，于8月22日回广州，他对人说，请求补助问题，经已解决，但事实未见如此。
1947年冬，宋子文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免去杜梅和在省府予兼各职，另委他为广东省银行总经理，要他着手整理粤省金融财政。
杜任省银行总经理后，所遇困难重重，行务收益日减，又以裁员办法节省开支。在1948年1月底，裁去行员数百人。
1948年夏间，蒋帮经济已陷崩溃，靠印刷机印发钞票以苟延残喘。由于所谓国币已成废币，又改变花招，于1948年秋印发所谓金元券，瞬又失败。于是，于1949年夏又宣布什么改革币制，改以银元为单位，发行银元和银元兑换券，妄图挽救。当时伪广东省政府为求自保，也命广东省银行发行广东省大洋票。杜认为这对本省财政有利，可免受贬值的危害，积极进行发行工作。1949年7月1日广东省银行开始发行1元、10元面额大洋票两种。杜在省政府大洋票发行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监核发票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报告说：“大洋票及辅币券的发行数字为三亿五千万元，采十足准备制度，可十足兑现，监核会可随时派员监核。”但事实上对所发出的大洋票，当局虽声言十足兑现，伪省府主席薛岳也大声疾呼，说什么“保证不滥发”。惟人民不愿使用以至拒绝使用。为此，杜为了挽救，以省银行行长名文，于7月3日发表谈话，声称“关于大洋票发行，经过检查，结果完满，可见大洋票确能作持十足之准备金。”杜还对记者说：“本行发行大洋票现仍为1元以下面额，至于为1元以上大洋票之发价，视市场需要而定，地方大洋票与银元券无冲突”。企图稳定人心，平见拒用。
在此期间，人民对票券均不信用，市面买卖交易，表面上以银元券标价，实际仍为港币为本位，伪中央银行牌价港币为银元券2角6分，但市面已贬为3角6分。
杜认为市民拒用大洋票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失败，使省银行也失去信用。为图挽救，声言以他的“乌纱帽”保证，随后他又宣布，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元券，虽同样以银元为本位，可同在市面流通，但银元券不能直兑大洋票，以防止银元券冲击大洋票。当时有些报纸评论：“现在大洋票与银元券展开争夺战，谁胜谁败，看谁有十足准备，能随时随地可无限制兑现。”暴露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尖锐矛盾。后来，无论大洋票也好，银元券也好，再一次以广大人民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而告终。
1949年7月间，当时伪政府虽声言什么“保卫华南”，但在看到形势岌岌可危，把省银行进行紧急疏散，将广东省银行广州总行改为分行，在海口市设广东省银行总管理处，并大量裁员，把所属人员和物资在八月间撤往海口。
广州银行公会理事长陈玉潜，为了急于疏散，要辞去他的理事职务。该会于8月12日召开会议改选，选出杜为理事长。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杜率所属人员，在武装监护下，带同广东省银行库存和文件等去了海南岛。在1950年海南岛面临解放时，杜去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