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今可的个人简介
曾今可 (1901一1971) 名国珍，笔名君荷、金凯荷，泰和县人。
生平
曾今可 (1901一1971) 名国珍，笔名君荷、金凯荷，泰和县人。
曾今可早年就读江西省立第四中学。1919年夏，任赣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开除学籍。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归国后参加北伐，在京、沪、杭、鄂等地，或充记者，或任军中文书。
1928年，往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参加力社。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主编《新时代》月刊。1931年至193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爱的逃避》《诀绝之书》《法公园之夜》，长篇小说《死》、散文集《小鸟集》、诗集《爱的三部曲》《两颗星》。作品文字“轻灵隽永”，但格调平庸。1933年在《新时代》月刊提倡“解放词”，四卷一期刊出“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宣扬莫谈国事观点，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鲁迅撰文进行批评。
1935年，任职浙江省审计处。抗战期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科长、江西《政治日报》社长、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部少将参议兼《开平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成都中央军校上校政治教官。
战后以上海《申报》特派员身份往台北，兼台湾行政干部训练团讲师、正气学社及正气出版社总干事，主编《正气月刊》《正气画报》《正气丛书》。1947年主编《建国月刊》并创办《诗坛》。1948年夏，任台湾省通志馆主任秘书、《台湾诗选》主编、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委员等职。1957年，与于右任创设中国文艺界联谊会，任秘书长、副会长。1964年当选国际桂冠诗人兼国际桂冠诗人协会中国代表。
与鲁迅的论战
曾今可与鲁迅论战是文坛上有趣的一幕，曾今可出版的《新时代月刊》于1931年8月2日《申报》19版上刊登了一则《新时代月刊号创刊出版》的广告：
“新特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今日出版、钱君陶作书面、有华林?毛一波?卢剑波?袁牧之?李则纲?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之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余页、 30年代，“诗的解放”运动取得重大成果，发起人胡适等也已功成名就，所以曾今可就搞了一个“曲的解放”运动，一开始还有声有色，得到不少人响应，但是里面一些所谓的新词格调低下。
1933年2月21日，热河事变，鲁迅写文时想起了“词的解放”的所谓“国家事管他娘”，笔锋一转，大加讽刺。1933年03月12日《申报》18版《曲的解放》：
“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1933年03月16日《申报》20版登了曹聚仁的一篇《词的解放》大加讽刺，打的曾今可灰头土面。
此事过后，曾今可并没有立时反击，但大概怀恨在心，为日后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此事过后，曾今可一时无法反击，待到“腰斩张资平”事件后，他组织了“文艺座谈会”的沙龙，与张资平合流。7月1日“文艺座谈会”的刊物《文艺座谈》赫然登出一篇《内山书店小坐记》的文章，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上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给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这种恶毒的攻击使鲁迅大为恼火，“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一个也不宽恕”。
正当曾今可志得意满之时，不知怎么与他的好友崔万秋闹翻了，崔万秋揭了他的老底，在《大晚报》、《申报》上登了相同的启事。
这一来，曾今可十分狼狈，1933年7月4日他在《申报》9版针锋相对的发表了一篇《曾今可启事》。
1933年7月5日《申报》17版登了署名“谷春帆”的一篇《谈“文人无行”》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曾今可、张资平。[2]
崔万秋揭起老底，谷春帆嬉笑怒骂，鲁迅讽刺挖苦，曾今可招架不住，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则启事，宣布退出文坛，结束了这场争论。
短短数日，《申报》、《时事新报》、《社会日报》、《大晚报》等诸多报纸都卷入了这一场文人论战当中，而其中，用的最多的文体，是“启事”。诸多名人用启事互相攻击、谩骂，一时蔚为可观，对此，鲁迅不无幽默地说：“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u2018启事时代u2019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