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民的个人简介
陈培民，男，汉族，1927年11月出生，荣成市崖头镇河南村人，1941年2月参加工作。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人物简介
介绍陈培民，男，汉族，1927年11月出生，荣成市崖头镇河南村人，1941年2月参加工作。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光荣授衔陈培民1988年7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军中立功----解决保定问题军队历来有敢碰硬、解难题，讲政策、求实效的作风。高级干部解决问题，讲究政策和策略是有传统的。1976年下半年，中央着手解决保定问题。一天，军里领导被召集到京西宾馆，陈培民是从唐山地震救灾一线赶去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司令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纪登奎等领导同志在座。纪登奎第一政委主持会。军政委王丕礼让陈培民代表军里参加会议的同志向中央首长汇报。陈培民当时想，对保定问题，首长都知道大致轮廓。若具体细说，等于耽误首长时间。于是，他只讲了三条解决问题的建议意见。第一，保定问题派性很大。请中央最好能从外地选派领导干部来保定，以利于巩固解决保定问题的好形势。第二，保定两派里都有坏人，做的一些事是触犯刑律的事。只抓一派里的坏人，不利于解决保定问题。请中央派一些外地公安政法干部来保定，要超脱的人来办案。尊重事实，依照法律处理，不能将个人感情掺和进来。第三，新闻舆论很重要，最好也派人来抓。讲中央解决保定问题的指示精神，讲安定老百姓情绪的话，讲振奋老百姓人心的话。陈培民每说完一条，纪登奎都插话，表示肯定，还随即作出安排，讲的都是比较具体的意见。还特别讲到，中央工作组组长是你们政委秦基伟同志。陈锡联司令员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秦基伟政委来保定后，陈培民向秦基伟政委建议，多听听河北省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38军以及两派群众的意见，有利于解决问题。后来,保定问题的解决,反映了中央的决心和正确的政策,反映了军区主要领导把握政策、实施政策的能力水平，反映了广大群众求稳定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38军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服从军区领导，采取得力措施，上下一致的努力。保定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左”的思潮猖獗和社会无序状态结合的产物。38军对“左”的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一次，保定市发生武斗，38军马上派部队制止，李光军军长就在现场指挥。保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首长反复强调部队要尊重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要做好群众工作，一要真诚，二要耐心，老百姓最通情达理。军首长这些常讲的话，陈培民在现场听过多次。
从军经历
初次被拒1937年“七七”事变时，陈培民年龄还小，对事变在家乡的影响记忆不深。日本鬼子占领胶东后，他虽然年龄不大，但感受到乡里乡亲的情绪变化了，都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坏透了，该遭天打五雷轰。那时，青年学生到老百姓中搞宣传是经常的事。陈培民对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贫困的乡里乡亲也爱看这部街头剧，有的人还跟着演剧的青年学生走，去看第二遍、第三遍。老百姓自发地议论，不能再容忍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要挺起腰杆、反抗侵略。年轻人更是跃跃欲试，想当兵，打鬼子。对年轻人的言语，父辈们几乎没有公开反对的。家乡的抗日情绪逐日高涨。1940年秋天，听说胶东八路军老二营来到荣成，两个比陈培民大的叔伯兄弟和他商量去二营。陈培民没有告诉老人，就跟他们走了。他们仨走到天黑了，才找到部队。在部队住了两天。第三天，部队要出发了，一位干部说陈培民年龄小，部队行动跟不上，要他回家。陈培民再三恳求留下，那位干部不答应。结果派两个侦察员连夜送他回到家里。转年2月，陈培民去区里当工作员。经历了1942年冬季日本鬼子扫荡后，陈培民更想当八路军了。
加入特务营1943年5月，区里同意陈培民当了兵。他就跟村里一个姓于的叔叔来到胶东军区八路军特务营2连。当时特务营有4个连队。1连负责警卫政治部，2连负责警卫司令部，3连负责警卫地方专署，4连负责外勤、机动。陈培民所在排担负给许世友首长站岗的任务。在胶东的3年，是陈培民人生奠基的阶段，部队的一些好传统通过身边官兵的言行举止影响着他。刚入伍时，陈培民领到一支79式步枪、6发子弹。第一次部队打靶每人一发，可他没打上，原因是丢了一发子弹。陈培民在区里工作时，就知道子弹来之不易，明白子弹意味着战士生命的质量。当陈培民知道丢了发子弹的时候，吓得够呛，不知怎么办才好。班长也挺紧张，但他只是一再重复“小鬼，怎么保管不好啊”，言语中透着关爱、有着责备、有着诱导。班长这种对陈培民所犯“错误”的态度，影响着陈培民后来对待战友的态度。乃至在参加解放后的所谓“反右”斗争，到后来在国家体委工作期间，以及在不同工作岗位与人共事，陈培民都能换位思考，与人为善，受益不小。
马连庄战役在胶东，同日本鬼子和伪军打仗，陈培民印象深的一仗是打马连庄那仗。之前，干部身先士卒，老同志们的勇敢行为已成为新战士的榜样。那次战斗是攻城，陈培民个不高，攀上梯子顶头，两只手指刚刚摸到城墙砖沿。当时，不知道他哪来的那股劲，往上一蹿，两手一撑，就攀上城墙。身边的不少战友也跟着攀了上来，随即展开战斗。这一仗，他们配合13团，共打死和俘虏20多个鬼子，200多个伪军。1944年底，攻打伪军赵保原部，老同志奋勇当先，感染、激励着每一个新战士。1945年9月份，打即墨，配合13团，俘敌1000多人。当时他们班抓了6个伪军。在后来的工作中，陈培民总想，一切教育的力量，都抵不过教育者的言传身教。在胶东，老百姓对子弟兵特别的好。1945年10月，陈培民所在部队离开莱西，乘船过海。他们连从龙口港上船到东北。乘坐的船很大，4个桅杆，一个连140多人在一条船上。第一次过海，副连长不晕船，管一艘小船，准备救援。战士中很多晕船的，不少人呕吐，舱里气味很难闻。船行到渤海海峡中部，满天星星，风平浪静，船老大向指导员说：“这不好，一会儿会有大风来，得做做准备”。于是，船老大让指导员招呼几个不晕船的大个子战士，准备风来时砍断桅杆，因为起大风会刮翻船的。这船老大真有经验，不到半小时，乌云和风就压了下来。好在风不是特别大，保住了桅杆。在胶东的日子里，部队的很多作战行动，都 有老百姓的智慧和物质的支持。人民军队走到今天，如果没有群众做靠山，是不可想像的。作为军人，要永远地为人民服务。
战争经历
从1946年到1960年前，陈培民任过连队指导员、团组织副股长、股长、军组织部干事、师组织科科长，炮兵教导营政委、军组织处副处长、团政治处主任。这段时间参加过牡丹江剿匪、1947年的冬季作战、攻克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作战、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40余次；经历了我军由战时进入和平建设的转型阶段。
战争年代，战争的恐惧，对战时军人的影响几乎是零。当初与陈培民年龄上下的官兵，都盼打、敢打。战斗越惨烈，官兵越勇敢。部队赴东北，下船后，部队天天走路，几乎天天打仗，因为当地土匪多。部队一直走到牡丹江，大一点的仗，打了10多次。1946年，陈培民在连队当指导员，连队在绥芬河。当地老百姓的东西被土匪抢得差不多了，生活艰难。连队生活很苦。转年过春节，连长想改善生活，几个战士从老百姓那里拖来了一头猪，司务长告诉了陈培民这件事。陈培民说，不论老百姓同意不同意，得把猪送回去。司务长说猪已经杀了，没办法送。他和连长商量后，要司务长给老百姓赔礼道歉送去400斤高梁米。
三大战役1947年6月，第3次打四平，112师担任主攻，伤亡很大。林（彪）罗（荣桓）首长为了保证主力部队有骨干，决定牡丹江2团补充到112师。当时由副指导员带出50多人去335团1营2连，陈培民带70多人去了1连，并任指导员。人要分开了，连队节余的一些伙食费怎么办。陈培民主张按人头平均分，不给本人，由干部拿着带给所去的连队。就要分手的干部都说这事办得好，所到连队的干部更是高兴，一位副连长兴奋地说，真是及时雨，太好了，可帮了我们大忙。刚到112师，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地方部队，有些看不起。其实，牡丹江2团的班、排长基本都是抗战时期参军，又经大小战斗考验的骨干。到112师后，接连打了两仗，打得都不错，彼此融洽了，团结也很好。1947年11月，陈培民被提职。原准备到一营当副教导员，但原副教导员不愿离开老单位，结果陈培民到了团里当协理员，管直属队。直属队有训练队、警卫连、侦通连、炮兵连。这期间，因他政治工作搞得活跃，部队党委给他颁发了“工作模范”奖章。在东北，打了不少仗。收四平，打辽西会战，解放沈阳。有些战斗打的很惨烈，但战士们都很勇敢，真正是浴血奋战，前赴后继。部队与部队之间从来是互相支援的。打下四平时，335团缴获了不少大米，团里首长就想到并肩作战的334团、336团，赶紧派人送去些米，还给了师里一部分。
辽沈战役一结束，部队没休整就入关，去打平津战役。攻打天津时，335团打得很英勇，是最先突进去的部队之一。突进后，官兵人流向潮水一样向城里涌。城壕里全是吓得发抖的国民党部队的兵。天津一役，金汤桥一战给陈培民留下深刻印象。金汤桥是10点30分打下的，三营副营长刘庆贤只顾带着战士冲锋了，没有及时给上级报告。自然师里和军里无法知道，没能向前指报告，得到确认。另外一支部队是凌晨2点到金汤桥的，人家及时报告了，战后因此立了战功。在平津战役期间，军里组织开展创“三好”活动，即：纪律好、团结好、打得好。提出部队不许进民房、商铺、空房，一律露天宿营。之前有个别进空房休息的，马上撤出。几天后，部队接到命令，撤到城外永清，部队就地整训。
渡江作战112师在永清整训后，于4月份南下，7月份渡江。准备渡江前，军参谋长江拥辉来检查，看师里没找到船，很着急，让杨师长再组织人抓紧找船。终于在不起眼的两个地方，找到了两只船。军参谋长江拥辉决定天一黑就渡江。两条船只能送两个排的战士过江。战士们刚登上南岸，就遇到一个排的敌人。由于部队有准备，很快结束了战斗，俘虏了这伙敌人。天快亮时，过江的3连已爬上了岸边山顶，又看到了不远处的大批敌人正向山上爬，3连和团炮连一部分先敌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掉头就跑了。第二天，在南岸又找了些船，保证335团顺利过江。112师过江后，只打妨碍部队前进的国民党小股地方部队和散兵游勇，不恋战，一路南下，可惜没堵住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1949年底，部队到了广西，尔后回到河南，335团驻地在遂平。在那里也就4个月左右的时间，朝鲜战争爆发了。部队又紧急开赴东北。
朝鲜战争1950年4月，军政治部组织部调陈培民去当干事，他不愿意到机关工作，主要是觉得自己文化不高，怕不适应机关工作。部长就批评说，你这个小陈，就想“宁当鸡头，不作牛后”，这不对。8月，部队安排大量连排干部转业复员。陈培民感情上放不下，留恋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就找个理由，向政治部主任建议说，要打仗了，骨干不能走了。首长很乐观，说，仗一打起来，这些人召之即来。再说朝鲜来回才三千里，仗好打，打完了回国过年。事实上，入朝作战，领导干部心气都很高，决心都很大。官兵的精神面貌，用“雄赳赳、气昂昂”来形容，非常贴切。部队入朝后，参加了一、二、三、四次战役。陈培民先跟112师，后跟114师，又跟112师，首长们敢打必胜的自信心，胜不骄、挫不馁的坚强意志，官兵们的爱国情怀、牺牲精神、铁的纪律始终感染着他。如今多少年过去了，陈培民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任职经历
工程科科长从朝鲜回国后，陈培民到113师组织科当科长。他向李伟政委、陈主任提出，抓基层，要规范开好支委会、支部大会、小组会。政委、主任都同意，说很好。但莫名其妙的是，分配工作让陈培民去当了临时工程科科长。后来了解到，原来是部队回国安顿下来后，盖营房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师领导讲，我们要盖房子，缺技术人员，缺上心的人。于是，召开机关和直属队干部座谈会，主题是研究怎么样盖营房。会前，陈培民认真的准备了发言的内容，讲的也有点意思。领导说他好学，认为陈培民有盖房的兴趣，结果让他当了工程科长。工程完了，陈培民到339团政治处当主任。团长是老红军、政委是老政委，抓工作放得开手。俩人同意他抓基层抓连队的意见，使他有了实现当组织科长时的工作设想的机会。这期间，陈培民满脑子都是基层的事，琢磨如何保持官兵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革命精神，那种革命热情。他发动机关干部广泛同连队官兵交朋友。有个排长同战士一时没搞好关系，动手打了战士几巴掌。政委火了，要求这个排长公开作检讨，还要给处分。陈培民调查后，同意让这个排长公开作检讨，但主张不给其处分。他认为干部战士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年青人，没有利害冲突，只是一时性急引起的小摩擦。团长、政委同意了他的主张。后来，这名排长和战士关系搞得非常好。
炮兵教导营政委1955年3月，陈培民去了南京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回来后，到炮兵教导营当政委。过了不久，组织又调他到组织处当副处长。1958年，部队也搞“反右”，陈培民被调到“反右”办公室当主任。当时，军部满走廊都贴的大字报，其中过激语言不少。宣传处李副处长爱看内参，可能受些影响，讲出一些所谓的“错话”。有人说，李是“右派”。陈培民一再表示，李副处长是好同志。陈培民找到刘军长反映自己的想法。后来，还是给李定了个“中右”分子。陈培民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自己并不是多有觉悟，也没有个人之间私情，只是感到，李副处长是好同志，只不过讲了内参上刊登的一些材料，即使有些错误，但不会同党组织过不去。正因如此，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重思想教育，轻组织处分。
从1960年起，陈培民先后任步兵第341团政委、陆军第114师政委、陆军第112师政委、陆军第65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在不同领导岗位上，使他有机会接触高级领导干部，感受到了好的领导作风，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工作上。一次，总政主任谭政大将到部队调研基层建设情况，住地委招待所。领导安排陈培民去向谭政主任汇报，谭政主任听得很仔细，不时提问，不时记笔记。有时还问到基层干部和战士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就像连队干部同战士拉家常一样。谭政主任这次下部队，一行才有7人。沈阳军区只有一名二级部的领导陪同。谭政主任这种不讲大话、不讲排场的务实作风，让部属没有距离感的亲和质朴本色，给陈培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有，领导给部属说话的机会，听得进意见的事，很多。1970年，在陈培民任112师政委时，军区调他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培民知道后，心里很不安，感到难做好这份工作。于是，他就找到军区吴岱副政委和徐光友主任反映，说自己不适合、也不具备当军区组织部部长的条件。这事后来出现变动， 主要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点名推荐38军老政委王猛（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到国家体委，王猛政委带了陈培民一道去了国家体委工作。1982的，军区拟调陈培民到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陈培民同样是很不情愿。他向秦基伟司令员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尽管秦司令员斩钉截铁表示不行，说事情已经定了，但仍表示理解他的意见。后来，调整比陈培民大两岁的夏一超到军区政治部来。这两件事，尽管同他自己的意见无关，但反映出上级倾听下级意见，领导倾听部属呼声的作风，是常见的。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与人和气顺，离不开领导同志这种联系群众的作风。
陈培民离开老部队到65军任职时，秦司令员、傅政委分别找他谈话，内容竟然惊人的一致。都表示说，没有情况介绍，你自己去摸吧。陈培民明白首长的意思，调查研究要亲历亲为，无可代替。这也是传帮带。陈培民在65军工作了2年零3个月，用心思做了人和心和的工作，一班人也很努力，团结形势很好。陈培民到职不久，孙军长把军原班子不团结的情况做了坦诚详细的介绍，对因此耽误了一些干部的提升和成长，也非常惋惜，并真挚希望两人团结好，把部队带好。陈培民表示，你是老军长、老班长，我支持你的工作。在后来工作中，凡遇到矛盾，陈培民就事论事，坦诚相见。班子成员认为他办事公道，没个人成见。班子团结了，部队风气正，不但工作好做，而且出成果，特别是成长起一批干部，有好几个提升到大军区领导岗位上。当初65军的班子成员，回想起来当时共事工作的日子，都有好多感慨，都挺留恋。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1971年和1977年，陈培民两次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第一次去，任体委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去，任体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这两次，都是在体委主任王猛领导下工作。期间，王猛主任抓大事，敢放手，支持和依靠大多数同志一道工作。陈培民第一次在体委工作中，在王猛主任的领导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很快解放体委老干部，并安排了工作。他第二次去体委工作中，主要是协助王猛主任，按照中央精神，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影响。1979年上半年，体委工作告一段落，上下人心顺，人气高。当时中央分管体委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陈锡联司令员。当年8月一天，陈锡联司令员接见外宾后，陈培民向首长报告还有事汇报。他说，目前体委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可以由体委的老同志做了，自己希望回部队去。陈锡联说：我同意，但我说了不算，得中央定。不久，国务院政工组的同志对陈培民说，体委的同志对你反映非常好，问你为什么要离开体委。陈培民重复先前向陈锡联司令员讲的话，表示了自己的态度。1979年12月22日，根据中央通知，陈培民回到了部队工作。
人大代表1983年，陈培民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和1993年，他又接连被选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培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这15年间，每年同全军代表面对面，认真议事，同全国人大代表共聚一堂，参政议政，视野更加开阔。作为军队代表，陈培民把事关军人利益的事，放到了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高度来认识，把事关军队建设的事，放到了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层面来认识。在这方面，提出了关于维护军人权益、军队干部家属就业、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士兵优抚和退伍安置等议案和意见建议；提出了军事设施保护、国防动员、边防建设等意见建议。在他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期间，感到肩上担子更重了，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面貌，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