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辰的个人简介
蔡德辰（1893年~1912年）湖北蕲春人，革命家。1911年12月1日北方各省共和会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各地分别成立司令部，蔡德辰任通州司令部司令，以协和书院为阵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把工作深入到清军内部。
人物介绍
蔡德辰（1893―1912），湖北蕲春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8年在华北协和书院就读。1909年中国同盟会在北京成立共和会北京分会，蔡德辰任通州支部部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黎元洪派胡鄂公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1911年11月24日，胡鄂公抵达天津后，设立“鄂军代表办事处”和“北方革命协会”，在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任丘各地成立总司令部。当时，通州总司令部就设在张家湾王治增家里。12月24日，胡鄂公来到北京的东大门通州，在通州总司令部王治增家主持召开军队代表同志会，酝酿加紧各军联络，京、津、保、滦、通同时起义，进攻北京。
人物生平
策应滦州准备进攻清朝心脏辛亥革命前夕通州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团体是铁血会和共和会。他们秘密串联，分散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胡鄂公整合京津地区革命组织，从此，通州地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通州的革命活动纳入了辛亥革命洪流。胡鄂公曾多次与通州革命领导人蔡德辰等会面，并亲自来通州指导革命工作。
1912年1月2日，滦州起义爆发，滦军宣布独立。北方革命协会联络部长吴若龙由天津来北京，同北京、天津、通州同志研究决定，马上策动当地革命军策应滦州起义，以牵制清军支援滦州。通州总司令蔡德辰和北京总司令钱铁如提议，与其策应牵制不如联合北京、天津、保定、通州所有革命军同时起义，以图大举。最后决定于1912年1月12日在通州首先起义，并制定周密的计划:由吴若龙等率领通州驻地毅军与退伍士兵三百多人，组成敢死队，在午夜自通州向北京进发；由李晓衢等督率南苑毅军，同时到京与敢死队会师于永定门，然后直趋东城外交部，包围内阁官署；由邱寿林等指挥的西直门外禁卫军第四标，攻打西直门，然后进攻西华门；由钱铁如等发动内外城毅军，与珠巢寺车夫千人会合，进攻禁城大内；刘仙舟等人则联合驻保定毅军在当地策应起义。
经费无着起义计划被迫推迟起义工作一切齐备，专等经费。为了执行这项计划，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制作旗帜、印信，购买军火。但是，这样一次巨大的起义行动，是需要大量经费的。而胡鄂公领导的北方革命活动，其经费主要来源于鄂军政府，胡鄂公也曾分别于1911年12月7日和12月25日致电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请拨北方革命经费。但是由于袁世凯对武汉的进攻，武汉正处于紧急之际，筹款十分困难。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胡鄂公专程赴南京，请求北方革命经费。13日，胡鄂公抵达南京，偕同陆军总长黄兴，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大总统当即同意由陆军部拨款二十万元，作为北方革命经费。但1月12日，通州起义原定起义时间已到，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
叛徒告密起义机关遭查封1912年1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余临江突然到张家湾起义司令部访蔡德辰，声称奉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长汪精卫之命，调查革命机关，传谕停战议和期间，不得妄动。蔡德辰与他进行激烈争论，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余临江走后，立即将通州起义的消息报告给了袁世凯。1月15日凌晨，余临江带领毅军管带马松图率二百余名骑兵包围了起义司令部张家湾王治增家。当场捕去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雷竹村、张雅堂等6人。革命党人王斌跳墙逃脱，后因摔伤回王治增家调治时被捕。毅军还搜去枪械、弹药和印信、名册等。
为救同志，策划刺杀袁世凯
通州革命总司令部被围剿后，吴若龙来到通州，秘密召集北京司令部的钱铁如、通州司令部的黄之萌等十多人开紧急会议。张先培提出“可以先借机刺袁，造成袁内阁和宫廷的恐怖，然后再寻机设法营救被捕同志”的想法，大家表示赞同。
1月16日上午11时，袁世凯早朝毕，当马车行至丁字街三义茶店楼前，忽然被炸弹炸翻了马车。袁世凯爬出车后惊魂未定之际，第二颗炸弹将车炸了个粉碎。一时间，街上行人乱作一团。这时，袁世凯的马夫牵来一匹马，扶袁世凯骑上，袁世凯慌忙向外逃窜。张先培正要阻拦，不防被袁世凯卫士阻击。伏击者与卫队激战数分钟，因寡不敌众，多人也先后被捕。
被诬为匪被捕同志含冤就义15日，毅军查抄张家湾起义司令部后，袁世凯急电在上海的汪精卫，告诉查剿通州起义机关的经过，并询问汪精卫如何处理。因汪精卫此前曾向袁世凯保证，“在停战议和期间，停止北方各地一切革命活动”。16日晚，汪精卫回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袁世凯得此回电，于1月17日下令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和毅军管带马松图，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在北京杀害；将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雷竹村、张雅堂等六人在通州杀害。王斌于1月18日被捕，19日，在通州遇害。通州起义机关被查剿，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北方革命受到重创，胡鄂公称其为“北方革命史上空前之不幸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