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隆的个人简介
[邓世隆]唐大臣。安阳人。隋大业末，为王太宾客。李世民攻克洛阳，遂逃之，改变姓名，号隐玄先生，居白鹿山。基本内容
[邓世隆]唐大臣。安阳人。隋大业末，为王太宾客。李世民攻克洛阳，遂逃之，改变姓名，号隐玄先生，居白鹿山。贞观初，召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庾安礼、敬插等为修史学士。改为著作佐郎，历卫尉丞。官终著作郎。
把握领导干部的心理状态，是比中医望闻问切还要艰深的学问――如何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如何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如何巧言令色，不温不火；如何润物无声，水到渠成……这火候，可是不大好掌握的！
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3月2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邓世隆的上书，是在唐太宗统治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这个举动不小，自然引起朝野的一番议论。唐太宗打天下数十年，坐江山也十数年了，为什么竟没有一位朝臣挑头出来说，陛下呀，您应该出一部《李世民文集》，让我们全体臣民得以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啊！问题在于，不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件事，而是吃不准这位皇帝的心思：对于出版强调其个人在这段历史上的突出作用的书，皇上感不感兴趣？有没有愿望？之所以持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是因为大家明白，平白无故地上书，难免会背上巴结领导的嫌疑。虽然，也算了一笔细账，如果上书以后，龙颜大悦，讨得欢心，还愁不飞黄腾达、连升三级！若是如此，实际利益有了，“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也就无所谓了。可如果皇上不高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碰了钉子，马屁没拍好，拍到马蹄上，再尥你一蹶子的话，那可就是自讨没趣了。
估计邓世隆书读得不少，只可惜泥古不化，在揣摩皇帝老子的脾胃性气方面，就不够那么精到了。巴结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拍马篇。拍，谁不会，但要真正掌握拍马学的这门基本功，也颇不易。尤其在不露巴结痕迹，而臻致巴结效果的完美境界上，在巴结得恰到好处，使被巴结者感觉不到巴结的炉火纯青上，也是需要一番小火慢炖，然后才能“百练化作绕指柔”的独到功夫。
应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贞观之治，其成功的地方，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高宗、武后时期的史官吴兢，撰《贞观政要》，就是这样一部著作。李世民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几位明君之一。一般来讲，中国的明君，在位的前十年，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过了十年，就保不齐了。贞观十二年，李世民还算理智和冷静，还未糊涂得听不出好赖话。因此，他不是绝对不吃这一套，但不太吃。尤其太过于表现急切地巴结，太过于肉麻兮兮的马屁，他显然是不会接受的。十年前，也就是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李世民对侍臣们讲过：“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处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听了魏征的话后，唐太宗这样总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可想而知，邓世隆的这份拍马屁的报告，会是什么下场了。“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
其实，就在邓世隆上这份奏章的六年前，也就是公元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秘书少监虞世南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绩的著作，书名《圣德论》，就碰过一个软钉子。谁不愿意听人说自己的好话呀！可是，李世民能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他说：我比那些懒蛋皇帝当然要胜出许多，但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犹未知也。所以，他拒绝了这位老朋友的巴结：“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连虞世南的《圣德论》，李世民都婉拒了，邓世隆想用出文集的手段，来巴结上峰，来讨好高层，这路数对付一班庸君也许能奏效，对付在历史上创造出“贞观之治”政绩的明君英主来讲，就不顶用了。李世民大笔一挥，“遂不许”，只三个字，写出了一代英主的清醒，也写出了邓世隆碰了一鼻子灰的失落，这就是我们时常看到的“马屁拍到马蹄儿上”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