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德拉戈萨瓦茨的个人简介
杜尚·德拉戈萨瓦茨（英文：Du·an Dragosavac，塞尔维亚：Душан Драгосавац，1919年12月1日―― ）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经济专家、法学博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
人物
杜尚·德拉戈萨瓦茨（英文：Du·an Dragosavac，塞尔维亚：Душан Драгосавац，1919年12月1日―― ）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经济专家、法学博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
传记
1919年12月1日生于克罗地亚西部利卡-塞尼县首府戈斯皮奇附近的弗雷巴茨村。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早年毕业于卡尔洛瓦茨经济技术学校。1941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同年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是利卡起义的组织者之一。194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52年11月改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任游击队政治委员、克罗地亚共产党梅达克区委书记、戈斯皮奇县委委员、佩鲁希奇县委书记、佩鲁希奇州委委员、巴尼亚州委组织书记、卡尔洛瓦茨州委组织书记。在这一时期，他与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斗友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拉戈萨瓦茨先后毕业于贝尔格莱德“久罗·贾科维奇”高级政治学校（南共中央高级党校）和萨格勒布大学法律系，19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50――1951年任卡尔洛瓦茨州人民委员会主席。1951――1953年，任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卡尔洛瓦茨州委政治书记。1953――1956年任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部副部长、部长。1956――1958年任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长。1958――1960年任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长。1962年任南斯拉夫联邦对外贸易联合会书记和主席、南斯拉夫联邦经济联合会副主席。1963年当选为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经济院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外贸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协调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经互会合作委员会委员。
1954年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员，以后在克罗地亚共盟四大、五大、六大上均当选为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员。1965年当选为克罗地亚共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9年任克罗地亚共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74年任克罗地亚共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1978年6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委员。1979年5月――1981年5月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1981年10月20日――1982年6月20日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根据南宪法规定，为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和联邦主席团国防委员会的当然委员）。1982年6月南共联盟十二大后继续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直至1991年南共联盟解体。
南共联盟十二大
1982年6月26日――29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杜尚·德拉戈萨瓦茨在会上作了题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而斗争》的政治报告。南共联盟“十二大”是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和爱德华·卡德尔逝世后召开的首次党代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稳定经济和坚持、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南共联盟十二大表示要继续贯彻铁托的路线，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而奋斗。大会分析了造成南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世界能源危机、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美元坚挺和外债利率上升等）和政策失误（高投资、高消费、高福利政策超过了客观的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外债猛增，使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基本建设失控等），但没有看到自治制度本身的弊病，仍然强调“只有加强自治才能为克服现有经济困难提供可能性”，坚持要继续贯彻联合劳动制、加强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执行。代表大会依然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扩大和增多，继续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和专家治国论。
在对南共联盟章程的公开讨论中，有人认为南共联盟是“多元的”，建议用“自治意义上的民主协商”和“民主一致”来代替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只实行到共和国一级就行了，对整个南共联盟来说没有必要，因此要求在南共联盟机构中实行联邦关系的原则。这些意见都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大会重申，南共联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团结是国家统一和顺利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前提：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重新确立自己在政治思想上的先锋作用，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革命组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防止联邦化倾向。
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南共联盟在争取社会主义自治的发展和国家的物质及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世界和平、平等的国际合作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并修改了盟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米特亚·里比契奇当选为新一届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原主席杜尚·德拉戈萨瓦茨继续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
南共联盟十二大报告
杜尚·德拉戈萨瓦茨在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德拉戈萨瓦茨首先强调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及其最亲密的同事爱德华·卡德尔去世后举行的。这两位伟人的去世是南共联盟的巨大损失。然而，他们的伟大的革命贡献却永远铭刻在为争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而斗争的基石上。
他说，为了继续发展南斯拉夫的革命进程，并保证南斯拉夫革命的连续性，保证铁托事业的发展，这次代表大会要全面讨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物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最近四年来取得的成果；要分析贯彻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和决议的情况，因为这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员对待革命任务的态度的真正标尺。这次代表大会要特别注意研究那些使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自治基础上长期以来的顺利发展受到妨碍的经济困难和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还要讨论当前国际关系的状况以及对和平、对和平和民主的国际合作、对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造成威胁的巨大危险。可以说，当今的世界笼罩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南斯拉夫，特别是对南斯拉夫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德拉戈萨瓦茨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对稳定经济的斗争给予特殊的关注。这次代表大会不但要全面地分析两次代表大会期间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果，同时也要全面地分析缺点、不足和疏忽，指出解决问题的手段、方式和前景，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共产党员的任务。他表示相信，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向解放劳动，解放工人阶级，解放人民和解放人的伟大历史目标胜利进军的重要阶段。他在回顾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时说，无论是在人民解放斗争期间，还是在战后建设年代，南斯拉夫革命的战略都是从世界的总的条件和国内的社会力量、阶级力量的对比出发的。南斯拉夫革命的战略基础是靠自力更生，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高度的革命觉悟。正是这一战略使南斯拉夫从一个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了在物质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的国家。工人和劳动者在社会事务中的地位有了根本的变化；各族人民的平等、兄弟情谊和团结有了保证，并不断得到发展和确立；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和南斯拉夫奉行的不结盟政策日益巩固和发展。南斯拉夫共产党（即南共联盟）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同世界上其他共产党、工人党、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南斯拉夫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世界经济的进程，它同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站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前列。
德拉戈萨瓦茨在列举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南斯拉夫在物质发展方面的基本情况时说，从1978年到1981年，按人口平均的社会产值由一千八百四十三美元增加到二千七百八十九美元（按现行比价计算）。整个经济的社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农业生产有停滞现象，如果以1976至1977年度的产量为基础的话，最近四年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6%。从1978年到1981年，每年的平均就业增长率为3．6%。四年间，新的就业人数为八十万。尽管在南斯拉夫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就业问题，但这仍是一个很大的成绩。1978年和1979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提高幅度分别为7．1%和6．4%。可是后两年却下降了，1980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提高1．5%，而1981年的生活水平反而比1980年下降1．7%。
他在谈到稳定经济的斗争时说，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伴随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和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经济形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性的分析，分析产生困难和矛盾的原因，并寻求克服困难和矛盾的办法。特别是在筹备和召开第三次自治者代表大会时进行了这项工作。联邦社会委员会的稳定经济问题委员会制订了《稳定经济长期纲领的基本出发点》。这个文件对南斯拉夫迫切的经济问题和困难提供了全面的和深刻的回答，但是，解决稳定经济的具体问题必须尽快地通过和实行具体的措施，并在扩大再生产的一切部门采取社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联邦社会委员会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文件。
实现稳定经济的长期纲领是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任务。实质上，这是为加强联合劳动者的实际社会能力，为活跃社会经济制度，为在现有物质可能性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经济的一场斗争。
对南斯拉夫来讲，提高劳动生产率对解决经济问题和实现稳定的均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那些技术设备和工艺能力并不落后于世界水平的许多工业部门更具有重要意义。在南斯拉夫的工业部门中，有40%以上的设备是自动化的。据计算，就是中等水平地合理地使用南斯拉夫经济所拥有的潜力，社会生产也可以比现在提高四分之一。因此，必须加强扩大再生产的一切经济组织的经济责任感和坚决实现一切形式的消费都应限制在稳定经济范围之内的政策。
为了认清进一步对农业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发展的前景，必须对这一经济领域所走过的道路和当前的状况作出现实的估计。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而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的缓慢使这个问题的解决越来越迫切。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使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减少了食品的出口，而增加了进口，农产品的市场也越来越不稳定。德拉戈萨瓦茨说，农业生产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发展合作社和联合个体农民方面不断出现的动摇性。合作农户所占比例甚微。他说，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克服这些消极现象，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农业。
德拉戈萨瓦茨在谈到对外经济关系时指出，必须坚决扭转目前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不利倾向。如果这种倾向继续下去，不仅威胁国内的经济发展，而且会严重损害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在这方面，增加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为完全消灭国际收支逆差和大量减少外国债务，首先是大量减少对自由外汇区国家的债务而坚决斗争。为此，必须加强经济的竞争能力，不断改善基层联合劳动组织内部的经营，在业务上要有更好的组织性，同时，还必须在投资政策方面进行实质性的转变。发展自治关系和实现宪法中所规定的工人自治权利是真正能够完成上述任务的本质的因素。
德拉戈萨瓦茨在谈到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时说，作为发展南斯拉夫的革命战略和作为长期的思想和政治方针的社会主义自治，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一切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无保留的支持。它已成为南斯拉夫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一的和不可替代的基础，已成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公民的主导意识。
他在谈到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时说，共产党员必须尽一切努力，以便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上保证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联合，不受妨碍和自由地交换劳动和劳务、科学成果和专业经验，公民可以在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土上按照同样的条件自由就业。因此，发展统一的货币、统一的金融和外汇制度、统一的对外经济关系制度、有统一基础的信贷制度等，是异常重要的。首先必须用经济政策反对一切形式的封锁市场的行为、闭关自守、地方主义、不择手段的竞争、垄断行为等等。联邦、共和国、自治省和区的共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计划以及它们采取的措施，必须有利于加强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
德拉戈萨瓦茨在谈到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问题时说，当前，伴随着南斯拉夫发展而出现的困难和矛盾，要求南共联盟在加强自卫能力和提高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及其机关的效率方面尽更多的责任。迄今的经验表明，必须采取更坚决的思想政治、教育等行动，以便制止反社会主义的、反自治的和其他有害社会的现象。
作为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反映出来的世界上的许多现有的和潜在的战争温床以及世界上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都要求南斯拉夫坚决地、继续有计划地建设和装备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并使之不断增强和现代化。众所周知，在使南斯拉夫武装力量保持常备不懈、有效地反击任何侵略者、根据全民防御的概念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胜利地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南共联盟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南共联盟将不断加强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形式的从外部和从内部威胁南斯拉夫安全的行径，包括对南斯拉夫进行的特种战争。南共联盟将努力建设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使其能够制止任何突然事件，并保证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不受妨碍地发展。
德拉戈萨瓦茨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国家和国家性质、民族经济和统一市场等问题上不断出现误解和混乱。这些人不懂得我国基于社会主义自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实质。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时刻同这些错误观点划清界线。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在自治制度中，全体劳动人民和公民不分民族属性都是平等的。我们还要通过联合劳动，通过在南斯拉夫各个地区、各省和各共和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联合劳动来加强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共盟和各民族都必须在自治的基础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德拉戈萨瓦茨说，我们听到了从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立场上提出的各种改变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这些要求实质上是要破坏我国的主权。我们通过革命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对任何人做出任何让步，正如我们对那些企图破坏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平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平等以及破坏它们的权利和它们对我们联邦、对共同利益、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友爱、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所承担的责任的人不能做任何让步一样。这些都是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
德拉戈萨瓦茨接着强调指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来说，任何反共和国和反自治省的倾向以及任何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方主义倾向都是有害的。他在谈到科索沃事件时说，科索沃事件表明，在经济中和在整个社会中忽视发展自治对整个南斯拉夫和它的各组成部分孕育着多么大的危险，同样，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共盟组织领导人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领导人无视这种情况对整个政治状态和我国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会具有同样的危险。这就是科索沃事件的巨大教训。
德拉戈萨瓦茨在谈到共盟的作用时说，共盟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保持紧密联系，能够推动和发挥他们在整个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中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活动能力。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中，共产党员应作为工人阶级的内部力量从事活动而不应从权力地位出发。他说，我们过去的实践和理论都无疑证明，南共联盟的革命团结在今天来说也是实现共盟的纲领性宗旨、政策和具体任务的最重要前提。加强南共联盟的团结，会对巩固和发展我国大家庭、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会对日益改善物质条件和建立日益自由的和人道的社会关系做出实质贡献。共盟的团结一致，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友爱，仍是加强南斯拉夫作为主权的、独立的和不结盟的、同其他国家平等并在当代世界上具有影响的国家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因素。而共盟唯一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即是加强这一团结的保证。民主集中制不仅保证了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时的团结一致，而且也能保证在贯彻政策和决定时的最大一致。
德拉戈萨瓦茨接着指出，在讨论过程中，有人从对立的政治立场出发反对民主集中制，他们人为地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把共盟中的民主集中制同政治制度中的社会协议和自治协议对立起来。他们要求以“自治的民主协商”来取代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他们企图在共盟中实行联邦制。在筹备大会过程中，有人还企图把南共联盟变成集权主义式的“坚如磐石”的党。显然，这也是不能接受的。他说，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今后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原则发展南共联盟中的关系、共盟的政治思想一致、组织上的一致和行动一致。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坚决反对南共联盟中的联邦主义倾向和官僚集权主义倾向。南共联盟的机构是统一的领导机构。南共联盟领导机构必须保证整个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的先锋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我们今天仍同过去一样坚定地坚持这一立场。因此，对南共联盟中这种基本关系原则不能有任何动摇。相反，我们必须更加加强它和巩固它。
德拉戈萨瓦茨谈到了南共联盟的发展情况。他说，自十一大以来，南共联盟共接纳了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七十名新党员。至1981年底，南共联盟共有二百一十一万七千零八十三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今天青年党员占共盟盟员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南共联盟的纲领和政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利益和要求。工人党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1981年底，共盟中有六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八名是工人党员。他们已成了共盟中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直接产业工人在共盟中也大大增加。今天共盟中有35．8%的盟员是直接产业工人。
德拉戈萨瓦茨说，对南共联盟来说，一向最重要的是党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共盟盟员的道德质量必须在创造性的政治活动中得到证实，在同各种形式的滥用社会财产、私人小生产者和自私自利的恶习，同各种不劳而获以及小市民和官僚主义等保守行为作斗争中得到证实。共产党员必须也只能通过以身作则、负责精神、智慧、大公无私和原则性确保自己在本单位和社会中的威信和地位。这也是今天和将来加强共盟的威信和实现共盟的社会作用和任务的重要前提之一。凡是玷污共产党员形象的人，在共盟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在干部政策中和选拔干部担任负责的社会公职时，共盟必须更坚决地确保已确定的标准得以彻底贯彻，确保干部具有尽量好的工作能力、政治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道德，确保他们具有坚定的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治社会而斗争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应在本单位享有威信。
德拉戈萨瓦茨在谈到国际局势时说，近几年来国际局势日益严重恶化。在国际上绝大多数事件的起因，首先是大国和集团竭力在维护和扩张自己的统治和势力范围。它们之间的竞争采取了新的形式，扩大到新的范围。军备竞赛更激烈了。企图通过武力夺取地盘，干涉他国内政或者从外部进行军事干涉是特别危险的。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进步力量、民主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都面临着历史责任，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反对集团和大国之间的角逐和对抗，要尽最大努力做到使和平利益和独立平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利益压倒支配主义和全球性集团划分的利益。这是避免国际冲突、确保各国真正的民族利益的唯一途径。
德拉戈萨瓦茨说，国际竞争和把世界分成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的政策在许多危机温床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些危机温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最直接的威胁。他说，我们一贯认为，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和平途径在谈判桌上加以解决，应从直接有关的国家、人民和解放运动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这一或那一大国的利益出发，从这一或那一军事政治联盟的利益出发。只有在严格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平等的原则下，首先是在尊重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持久的解决。
德拉戈萨瓦茨坚决谴责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他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不仅是粗暴地对一个爱好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进攻，而且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径。德拉戈萨瓦茨说，我们主张伊朗和伊拉克停止战争，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同时，我们主张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能够自行决定本国的社会发展和政策，我们支持通过和平途径统一朝鲜。他在谈到不结盟运动时说，在争取和平和改革现存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斗争中，不结盟运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世界因素。正是由于不结盟政策的宗旨不符合各集团的狭隘利益，不结盟运动才受到了各种强大压力。竭力改变现存世界力量对比，企图把一些新的国家拉入集团，企图改变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和宗旨，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方向，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削弱其行动能力，这一切都对运动本身的状态产生了不良影响。
他说，尽管这样，不结盟运动和政策仍然克服了所有压力。它的原则和宗旨对许多不结盟运动之外的政治社会力量日益具有吸引力。不结盟政策和运动愈是维护住和加强自己不结盟的非集团性质，其地位就愈是重要。同样，必须促进和进一步加强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团结。不结盟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不仅会损害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和行动能力，而且也为各种外部势力和集团大国施加压力和渗透敞开了大门。因此，南共联盟的一贯立场是，一切争端都应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南共联盟坚决谴责任何使用武力和进行侵略的行为，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德拉戈萨瓦茨说，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不是理论上的假设，不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偶然性和表面现象，而是社会主义进程的规律。从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出发，南共联盟今后将全力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各党和各运动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根据各国的特殊条件走自己道路的权利。南共联盟一贯指出，所有企图建立思想垄断、仲裁和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其他党和运动的企图都给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带来了巨大损失。
德拉戈萨瓦茨说，我们对波兰事件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坚决声明，波兰人民、波兰工人阶级、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和其他民主力量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的情况下自己会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他说，我们今后将坚决地在尊重各党和运动独立自主、不干涉内部事务、平等、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这些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只有尊重这些原则，尊重各党不同的利益、经验和实践，才能保证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适宜条件。只有在这些基础上，才能在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解放出革命的创造性潜力。任何违背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无助于实现真正的、自愿的国际主义合作和声援，都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其他工人党和运动之间引起各种争端和冲突。南共联盟在平等和国际声援的基础上同大多数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解放运动和世界上其他进步的和民主的党和运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德拉戈萨瓦茨强调说，世界事态和工人运动中事态的发展又迫切地提出了人民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斗争的许多实质问题。出现了许多抉择、分歧，展开了论战，使一些党之间的关系尖锐起来。我们一向认为，在世界共运和工运中应展开开诚布公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实质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时。如果公开讨论是有凭有据的和建设性的，不扣帽子，不进行诽谤，如果在讨论中彻底尊重各党独立自主地采取自己的立场的权利，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考虑到别人的利益的话，这种讨论只能有助于当代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有助于进一步克服思想垄断倾向，有助于相互创造性地丰富各种革命斗争的战略。南共联盟今后将继续主张开展这种自由的公开讨论。
德拉戈萨瓦茨在结束报告时说，无疑，我们最直接的最迫切的任务是稳定经济，进一步发展自治。共产党员首先要在自己家里进行反对民族主义、反对分裂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和团结友爱、对我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稳定都具有特殊意义。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大家庭和社会大家庭的最危险的敌人。
他最后说，我们必须彻底地和有效地实现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立场、决定和结论：
――顺利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坚决贯彻稳定经济的政策和纲领；
――在根据宪法条款扩大和加强工人阶级和联合劳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方面采取新的有力步骤；
――在我国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全面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进一步加强我们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和自治的社会和国家大家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完整、独立的国际地位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我相信，同以前在铁托的方针指导下一样，南共联盟这次也将忠实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义务！
鹰派人物
杜尚·德拉戈萨瓦茨是南共联盟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委员。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长期担任财政经济政策领域的领导职务。1971年的“克罗地亚之春”，他和与米尔卡·普拉宁茨在反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中立场坚定，并协助铁托对克共盟和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组织清洗，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活动的行动纲领。
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南共联盟最高领导层，成为铁托晚年主要的政治助手之一。1980年主导了“反吉拉斯运动”，对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是铁托的亲密战友，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批判，南官方指责吉拉斯是“盲目的叛徒”和“寄生虫”。当人们对铁托总统逝世以后南斯拉夫的集体领导班子作评价时，德拉戈萨瓦茨往往被视为鹰派的代表人物。
荣誉和著作
杜尚·德拉戈萨瓦茨是南斯拉夫人民军上校，曾荣获南斯拉夫一级人民功勋章、一级各民族兄弟团结和友谊勋章、一级劳动勋章、勇敢者勋章和“1941年游击队员纪念章”。
德拉戈萨瓦茨是南斯拉夫的经济专家，写过许多经济和社会政治著作。主要著有：《国内和国际上》（萨格勒布，1978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革命活动》（贝尔格莱德，1979年）、《政治辩论》（萨格勒布，1981年）、《事件和证据》（萨格勒布，1981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