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的个人简介
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7年，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1879年秋毕业，先上英国海军“恩延甫”舰实习，后又调“士班登”舰。1880年4月，留学三年期满回国。方伯谦 - 个人简介
方伯谦（1854.1.14－1894.9.24），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六岁入私塾读书，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十三年（1874年），获五品功牌，充“伏波”舰正教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奉调入台，教练行营精兵。旋调任“长胜”舰大副。光绪元年（1875年），调入“扬武”舰，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旋在台湾剿抚案内经沈葆桢奏保，擢守备，留闽尽先补用。
光绪六年（1880）年留学期满回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练习舰教习，擢都司，仍留闽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
1884年，方伯谦任“威远”舰管带。时值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光绪二年（1876年）冬，船政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考察，方伯谦入选。三年（1877年）启程赴英，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习驾驶理法。四年（1878年）毕业，派上军舰实习，先登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恩延甫”号（H.M.S.Emryafus），后应方伯谦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号（H.M.S.Spartan），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称其为“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
七年（1881年），调入北洋，委带“镇北”炮舰。翌年，先后调任“镇西”炮舰、“威远”练船管带。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时值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随行，驻朝鲜马山浦。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九日，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旋因援护朝鲜有功，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保，升补游击，并赏戴花翎。
十四年（1888年），因功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同时，与林泰曾一起赴天津，会同周馥、罗丰禄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翌年初，李鸿章奏保方伯谦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仍充“济远”管带。十七年（1891年）五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名。十八年（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满，实授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方伯谦 - 赴朝参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方伯谦见状，遂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
以方伯谦为队长。六月二十二日晚，方伯谦获悉日本舰队将于第二日开到，遂令不堪作战的“威远”先行返航。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时，行至丰岛附近海面，发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舰官兵进入战斗岗位，准备迎敌。7时45分，日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挑起了丰岛海战。在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广乙”二舰沉着作战，多次击中日舰。激战中，“广乙”船舵被击毁，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随后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避。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不久，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误入战场，与“济远”迎面驶过。日舰“浪速”转舵拦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继续尾追“济远”，逼近至2500米处发炮猛击。“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于中午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得以撤出战场。此次海战，中国军舰“广乙”搁浅自焚；运兵船“高升”被击沉，船上千余名中国官兵殉难；运输舰“操江”被日舰掳走。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济远”管带方伯谦及舰上官兵详细询问作战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鸿章报称：
“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至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褒贬不一。先是李鸿章于七月初六日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接着，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方伯谦 - 黄海海战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超勇”、“扬威”先后中弹起火沉没、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方伯谦即率“济远”逃出阵外。僚
舰“广甲”见状，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击沉。八月十九日丑刻，“济远”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4小时，舰队方返回。
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二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翌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
方伯谦 - 故居
在中国近代海军名将中，甲午战争中被清廷处决的方伯谦肯定是一位历史上受争议的海军高级将领。
伯谦祖上是河南人，先辈随王审知入闽，先居于今天的闽侯上街庄前村，后搬入福州，住过白塔寺后的太平街，
再搬入观巷。1885年方伯谦升任济远舰管带（舰长）时，从木柴商人刘寿作手中买下，重建后将全家搬进去。方伯谦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朱紫坊河沿东端，建于清初，嘉庆至光绪间重修。坐南朝北，四面围墙，主要建筑三进。大门前面有照墙立于河沿，大门口是「明三暗五」门头房。入石框大门，三面环廊，廊下有天井。第一进厅堂面阔五间，进深七柱，抬梁式扛梁减柱木构架，双坡顶，木柱特大，石板平整，正面厅堂，两侧厢房，门扇、窗槛、花格皆楠木制成，雕刻精美。二进前厅正面挂有双龙贴金“诰封盒”。厅前后都有天井，天井两侧是披榭。第三进为双层楼房，上为藏书阁，下为课读的地方。东侧有花厅，原有鱼池，花圃已改建为住房。进与进之间有围墙相隔，过道以覆龟亭联接。
方伯谦的起居室，还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的家具。这是一间宽大的长卧室，精雕细刻楠木门窗，嵌着白色大理石台面的紫檀木写字台，雕花的西式大铁床，精致的四斗橱，依然鲜亮的衣架和书架。房间的用品告诉人们，百多年前的故居主人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这些老家具今天看过去依旧很时髦，方家人一直在用。
1894年9月23日，当清廷谕旨诛杀方伯谦的电报传到旅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手中时，丁汝昌即派亲兵抓走了方
伯谦，他成了北洋水师副将中前所未有的囚犯。李鸿章于9月24日晚上，下令将方伯谦从囚室带往黄金山麓斩首。方伯谦死后，留下了一件血衣，并且保留至今，成为一件珍遗的历史文物。方伯谦的夫人、葛夫人曾想持血衣上京控诉。葛夫人对她的侄孙女方俪祥女士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前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对郑练简等毕业生们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据方的后人回忆称，当年，方伯谦的棺木运回福州时，这件血衣放在「诰封盒」。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海军联欢社二楼的一个房间内，用作甲午海战陈列室中曾公开展览过。据说，解放后这些展品均被装箱北运，海军联欢社也被改为他用了。
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指出，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原址开辟别用，编者曾询问知情者张序三将军，张序三将军说：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增加展出内容，作为华东军区新建海军学习、参观的基地，事后展品全部装箱，估计现在还存在某座军用仓库中。因此，一些人认为这件血衣还存在。
也有人说，在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诰封盒」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如果这珍珍遗的血衣在黑暗的文化大革中失掉，也只是中国在这段时间失去的万千祖先留下的文物和回忆的一小片段，对习惯善忘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中，提到了方伯谦的血衣，并指出这件血衣的历史价值和重大意义：「这样一件血衣的实物，证实了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英勇奋战的，也解释了当时方伯谦在望台上指挥作战与沈寿昌并立，沈脑浆鲜血沾其衣是事实。」
在方家二进大厅、在当年方伯谦卧室、在方家厨房，都挂着方伯谦的一张照片。这是后人根据方伯谦的照片请人绘画的。
由于方伯谦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受议性的人物，因此不同的人对方伯谦的评价，自然是南辕北辙，无可厚非。大家应培养独立思考，最好用自己的头脑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要轻信一方之言。让证据去说明问题。
方伯谦 - 冤死之谜
“济远”退回旅顺确未得到旗舰“定远”的首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战场“炮烟迷漫，各船难以分清”。何况
在海战伊始，“定远”桅杆便被打断，无法指挥其他军舰，遑论联络。在“济远”受重伤后，方伯谦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严守“战场纪律”，继续留在战场，由于既无自卫能力，又无攻击力，所以“济远”最多只能向“致远”一样，以撞击日舰，无论怎样最后终不免舰毁人亡。其结果是光荣战死的方伯谦可以留芳千古。二是根据已变化了的战况，临机处置，撤出战斗，保全了一部分有生力量以待来日。此举的后果是方伯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北洋海军则保全一条主力舰和数百名技术熟练又有实战经验的老兵，这对于北洋海军日后继续争夺制海权意义重大。
可见，方伯谦在“济远”丧失战斗力后，退回旅顺，这不是逃走，也不是临阵退缩，在当时情况下此举无可非议。
方伯谦临阵退缩的罪名已不成立。以现有人们掌握的史料来看，丁汝昌另外还冠于“济远”牵乱船阵、撞沉“扬威”的两项罪名也断难立足。
“牵乱船阵”这条罪状更站不住脚。首先，北洋水师的各舰舰速不一，却混编，“超勇”、“扬威”二舰未开战已形同脱队，结果一旦接战即陷入孤立，为日第一游击队集火击破。第二，两舰队尚距6000米，清旗舰“定远”即以305毫米巨炮射击，不但无效，而且因舰桥年久失修，开炮时竟然震踏舰桥，指挥旗落地，司令官摔伤，北洋水师丧失统一指挥，因此乱阵。第三，日军的本队、游击队夹击战术，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遍为游击队，横掠过北洋水师两巨舰，痛击其右翼各舰，击破超、扬后，迂回至清舰侧后，集火攻击致远、经远，因为此时北洋水师指挥失灵，各舰各自为战，在日军的灵活夹击战术下，前后不能相顾，导致阵形大乱。综合上述，北洋舰队阵形混乱，并非“济远”脱离队列所导致，方的此罪不能成立。
至于“济远”撞沉“扬威”之事纯为子虚乌有。开战时“扬威”处北洋舰队阵列右翼最外端，“济远”列左翼最
外端。“扬威”中弹起火后，被迫于2时23分左右向战场东北方向驶避救火，搁浅于大鹿岛附近，管带林履中投海自尽。“济远”最早是在“致远”沉没后即下午3时30分离开战场，即“扬威”离开战场一个多小时后才向西驶回旅顺基地。两舰离开战场时间相隔颇久，航向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相撞。
“济远”既非临阵退缩，又未牵乱船阵、撞沉“扬威”，方伯谦是被冤杀殆无可疑。那么，究竟又是谁翻造了这起冤案呢？
方伯谦作为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事发后，未经详细调查和审讯便迅速被斩首，有悖常情。关于方伯谦仓促被杀的原因，有人认为，一是由于光绪急于振作前线将士的士气，他要杀一儆百。二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朝野哗然，为转移视线，李鸿章也急于寻找替罪羊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可除了光绪帝和李鸿章之外，还有谁最希望方伯谦被杀？谁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从方伯谦被责为临阵脱逃、牵乱船阵、撞沉“扬威”的罪名来看，显然不能忽略丁汝昌在方伯谦案中的影响。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被沉四舰，自毁一舰，剩余皆伤，“已不能军”。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舰未沉，连622吨的小炮舰“赤城”号，铁骨木皮的“比睿”号都逃脱了覆灭的厄运。如此代价，如此战果，丁汝昌难辞其咎。
方伯谦之所以被李鸿章、丁汝昌选为替罪羊，并非偶然。在丰岛海战之后，初时清廷、李鸿章尚对方伯谦大加褒扬。数周之后，关于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传说开始扭转他的形象。说“济远”在丰岛海战中不仅不救“操江”、“高升”，不同“广乙”并肩作战，反向日舰挂白旗示降。传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所以，早在黄海海战前，方伯谦就已被目为一个畏死贪生、谎报称功的小人。在黄海海战中，“丰岛逃兵”又先回旅顺，自然又是循丰岛故事。在李鸿章、丁汝昌等都在寻找替罪羊时，方伯谦顺理成章地成为最佳人选。李鸿章接丁汝昌第一封海战电报后，即问“何以方伯谦先回？”丁汝昌等人的《海战详细情形》秉承李鸿章的暗示，选择了方伯谦来承担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败的责任，大肆宣扬如果不是方伯谦乱了阵脚，北洋舰队不仅不会败，还能全歼日本舰队。泰莱所说的“方氏因此及前此相类之事丧其颅”那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见，方伯谦被杀案是一场阴谋，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乃至微不足道的泰莱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阴谋。丁汝昌转嫁罪祸，泰莱落井下石；光绪帝杀鸡儆猴，李鸿章借以保位。在方伯谦案中，丁汝昌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方伯谦的死，丁汝昌应负主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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