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莫扎耶夫的个人简介
莫扎耶夫1923年6月1日出生于苏联梁赞省的皮捷利诺村的一个农民家里。百度名片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莫扎耶夫（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Можа·ев），1923年6月1日出生于 梁赞省的皮捷利诺村，1996年3月2日于莫斯科去世，享年72岁。苏联俄罗斯联邦著名作家。苏联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奖项获得者。
个人履历
194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高尔基水运工程师学院船舶制造系学习。1941年被动员参军，之后一直在苏联军队中服役至1954年。
1948年，毕业于位于列宁格勒的海军高等工程技术军官学校。并作为军事学员，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国文系听课。
服役期间，曾在列宁格勒、旅顺和 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军港任军队工程师。
转业后，在远东地区的《建筑报》担任新闻记者，后转入莫斯科的《消息报》工作。经常可以在杂志上和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194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1954年开始写第一个短篇故事。195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海洋上得黎明》。从1956年开始在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
1976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庄稼汉和老娘们儿》。
莫扎耶夫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
1996年3月2日于莫斯科辞世。
创作经历
194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1954年开始写第一个短篇故事。195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海洋上得黎明》。从1956年开始在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如《冰泉》、《索尼娅》和《细柱》等。
60年代，开始撰写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出版了《土地在等待》（1961）、《土地和手》（1964）和《在土地上的实验》（1964）等作品。
1976年，出版了其最富盛名的长篇小说《庄稼汉和老娘们儿》。这篇作品，和莫扎耶夫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从 梁赞州的季哈诺夫区开始的。
1980年，出版合集《要下雨了》（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应当回忆过去吗？》（特写、随笔和中短篇）。
1989年至1990年，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四卷本选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莫扎耶夫一直在创作长篇小说《被抛弃的人》，其中第一卷刊登在《我们同代人》杂志上，这部长篇主要描写50年代末发生在远东地区的事情。该部长篇未完成。
成就及荣誉
1989年，因长篇小说《庄稼汉和娘们儿》获得苏联国家奖文学与艺术奖项。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1976年，《庄稼汉和娘们儿》（上）
1987年，《庄稼汉和娘们儿》（下）
1993年，《被抛弃的人》（第一卷）
中篇小说1954年，《密林的权利》
1956年，《冰泉》
1957年，《萨尼亚》
1965年，《可爱的田野》
1968年，《活着的人》
1972年，《无边无际的一天》
1978年，《彼得·阿法纳西维奇·布尔基内所写得布廖霍夫村的历史》
1982年，《一个半平方米》
1984年，《细柱》
1989年，《森林之王的坠落》
影视作品
1964年，电影《绿色的房子》
1968年，电影《密林的主人》，根据中篇《密林的权利》改编
1971年，电影《遗失证人》，为电影《密林的主人》的续集
1978年，电影《提前的侦查》，为电影《密林的主人》的续集
1986年，电影《泥泞的道路》
1988年，电影《你怎么了，不喜欢我们的政权？》
1989年，电影《费奥多尔·库兹金的生活》，根据中篇《活着的人》改编
作品赏析
庄稼汉和娘们儿1929年夏，梁赞州季哈诺夫区州委为完不成余粮征购任务忧心忡仲。州执委会主席沃兹维舍夫认为，是富农在捣乱，他们隐瞒余粮，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他找来季哈诺沃村的党支部书记卡狄科夫，指责他阶级路线不清，要求他把会计乌斯宾斯基和搞承包工程的阿尔多宁从劳动组合中清除出去，理由是一个是神父的儿子，一个生活富裕，还有一台脱粒机。而卡狄科夫认为这两人精明能干，工作出色，十月革命后曾为苏维埃政权战斗过，清除他们是不公正的，于是愤而辞职。
同时，团委的玛丽娅和泽宁被派往戈尔捷耶沃村调查余粮情况。玛丽娅通过交谈、开会了解到农夫们不再交售余粮，是因为他们按规定指标交够余粮后，再无余粮可交。而由15户农夫自愿组织起来的蚂蚁合作社，因为收成好，除了按规定交售了余粮，确实到市场卖过一些余粮，那是为村妇们置点衣料。泽宁则通过“积极分子”搞了一份“有余粮”家庭的名单，要求按名单去搜缴余粮。泽宁的做法得到沃兹维舍夫的赞赏，被任命为季哈诺沃村党支部书记。泽宁受宠若惊，一下子把区里五千普特的征购余粮任务包了下来。他召开村积极分子大会，决定把交售余粮的任务分摊给富农和中农，并拟定了18户富农的名单。
许多人都对把自食其力的富裕劳动者划为富农的做法表示不满，征购余粮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沃兹维舍夫亲率一个专门委员会下乡，决定对拒交余粮者加以惩罚，如在24小时内不交700卢布罚金，全部财产没收。结果拒交罚金的克留耶夫财产被没收，老婆被搜身，儿子因为同行动小组发生冲突而被捕。与此同时，沃兹维舍夫下令，对各家各户养的猪加以登记，谁家有两头猪，大的交给国家。抗拒不交者，严厉制裁。蚂蚁合作社只有6头猪，却要求交出5头，社长米隆诺夫表示，如果这么干，他就把猪全宰掉。沃兹维舍夫当即命令把米隆诺夫逮捕。当天夜里各村出现了一个宰杀牲畜的浪潮，到处是猪的凄厉的惨叫声。光戈尔捷耶沃村一夜之间杀了70头猪，而维列季耶村更甚，除杀了74头猪外，还杀了12头公牛，17头牛犊和74头羊，沃兹维舍夫大发雷霆，命令对所有宰杀牲畜的人处以重罚，不交者，便没收财产。
沃兹维舍夫强行征集了4000普特粮食，没收了8户人家的则产，扣留了10头奶牛和20头猪，关押了5个人。他的行为得到了表扬。圣诞节前夜，开始了一场没收富农财产的运动，富农名单由沃兹维舍夫亲自拟定，谁向他报的富农名单越多，功劳就越大。行动小组出其不意，同时行动。仅在季哈诺沃村就有26户富农和长子被逮捕，家人被扫地出门。玛丽娅绝参加这一行动，被指责为富农的走狗，开除了公职。
这一运动刚结束，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来临，全面实现农业集体化运动就开始了。 梁赞州成立了作战部，作战部负责人沃兹维舍夫亲率一工作队来到戈尔捷耶沃村，向事先集合在学校大院中的将近500多个庄稼汉宣布：反对集体衣庄，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然后，让反对集体农庄的人举手，但谁也不敢举手，于是他宣布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是集体农庄庄员，并要求他们在18小时内将种子、牲畜、农业财产交公。沃兹维舍夫洋洋得意，准备第二天带人去维列季耶村如法炮制。夜里，他躺在沙发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汇报他“第一个将全区引向社会主义”。正在这时，有人把他推醒，告诉他维列季耶村发生了暴动。维列季耶村的庄稼汉和村妇们听说戈尔捷耶沃村的庄稼汉被赶进了集体农庄，起来拆了事先预备好的公共牲畜棚，砸了准备存放种子的仓库大门，狠狠揍了出来劝阻的泽宁。第二天，沃兹维舍夫在警察的保护下来到维列季耶村。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青年，愤怒的群众把警察局长阿泽莫夫打死。在斯捷诺沃村，赶来的骑兵部队企图驱散在广场集会的群众。人群骚动，骑兵开枪，乌斯宾斯基中弹身亡。阿泽莫夫和乌斯宾斯基被安葬了，被捕的肇事者被卫兵押走。但是，庄稼则们并不明白，这到底是谁的罪过。
十天之后，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季哈诺夫区按沃兹维舍夫方式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纷纷解散，季哈诺沃村的集体农庄依然是志愿报名的26户。冒进分子受到了审判，以沃兹维舍夫为首的12人被送上了被告席。沃兹维舍夫被判处5年徒刑。他们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过失，但都说自己是命令的执行者。沃兹维舍夫为自己申辩道：“是的，我们脱离了群众，在建立集体农庄时破坏了志愿报名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犯了一系列粗暴的错误并过分冒进，但从社会的观点看，我不是个危险人物，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忠心耿耿。因此，孤立地向我提出严厉的起诉是不公正的。我只是指示的执行者。”在风潮中受牵连的庄稼汉也受到了惩办。只有兹翁佐夫一人逃脱了惩罚。他曾被列入富农名单，暴动后维列季耶村的庄稼汉推选他出来与沃兹维舍夫谈判。当骑兵分队来包围暴动的维列季耶村时，他跳上自己的马跑进难以通行的森林中去了。从那时起，当地再没有人见过他。一些人说他改名换姓生活在 巴库，另一些人说他到了国外。
作品评价前苏联社会，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矛盾、失误和创伤。文学家们早就对许多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以问世。问题和矛盾日积月累，后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于是在改革的年代，众多不同年代创作的尖锐深刻的反思作品，突然如火山爆发一样出现在前苏联读者面前，引起他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共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历史，是许多反思作品的“热点”。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变革的年代，但也是一个充满了狂热、失误和矛盾的年代。前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集中在这个时代，前苏联社会后来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一时代相关。
《庄稼汉和村妇》就是一部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作深沉反思的作品。二十世纪后半期，农业集体化运动一直是前苏联文学的重要题材。其间出现过像 肖洛霍夫的《 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样讴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带头人、积极分子的作品，作品所突出的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也出现过像扎雷金的《在额尔齐斯河上》那样在肯定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必要性的同时，对这场运动中的冒进和“过失行为”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作品。而在《庄稼汉和村妇》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俄罗斯农村的生活现实，与之前的许多作品是大相径庭的。农业歉收，庄稼汉们无多余的余粮可交，善于经营、靠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的农民被打成富农，没收财产，扫地出门。在区执委会主席沃兹维舍夫和村党支部书记泽宁等人的淫威下，他们个个诚惶诚恐，害怕罚款、抄家、逮捕的命运随时落在他们头上。但内心深处又十分厌恶、反对这套做法。当忍无可忍时，这些平时软弱、善良的庄稼汉和村妇们终于起来反抗。最后的结局，是庄稼汉们没有逃脱掉受惩罚的命运，沃兹维舍夫等人也被送上了法庭受审。作家给历史和社会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都是谁的罪过？
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被前苏联作家协会书记、著名文学家苏罗夫采夫看作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上它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传统模式发起了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它对这一运动是否违背民心，是否符合千百万庄稼汉的根本利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前苏联有的评论家所论的，他在“同历史科学打了一场直接的、坦率的官司”。打官司首先需要的是证据，是事实。于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悲剧事件”、“农业集体化的真相”和“伟大转折的内幕”被作家“大胆地”、“严肃地”、“深思熟虑地”、“富有感染力地”暴露了出来。面对这样一部作品，人人都是法官，人人都需凭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断。作为人类良心代言人的作家，他所追求的不单是为逝去的一切争个是非曲直，而是追求更合理的存在。他对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他对历史的不公正表示愤慨，他痛恨一切类似于动物的人类行为，他寄希望于明天。
